[风雅涵章] 独自入滇，想一些没答案的事

趁着学生生涯最后一个暑假，我想着，应该尽可能趁自己还保有“学生”这个身份、还保有一整块可以挥霍的假期，多出去走走。以后工作了，时间未必还能由自己支配，也未必有心气。所以这次我下了决心：去玩，硬玩。没有搭子也硬玩。同门大多对旅游兴趣寥寥，朋友里工作的居多，时间也对不上，没有旅游搭子，只能一个人上路。于是刚一放假，就直接坐飞机去了云南。六天时间，跑了昆明、大理、丽江。地方不算多，却足以让我回来之后仍然意犹未尽，想再来一次。不，我一定要再来一次。

云南当然是好看的。昆明的天，干净得像洗过；大理的风，吹起来让人心里发空；丽江的山和云，又有一种近乎不真实的清亮。很多瞬间，我都能真切地感到：出来这一趟，是值得的。人离开熟悉的生活半径，感官会重新苏醒，连走在路上、看路边的人、看一棵树、一片云，都会比平时更认真一点。

可也正因为如此，旅途中的许多感受被放大了。风景越开阔，人反而越容易照见自己的局促。热闹越真实，孤独也越真实。

这趟旅行里，我印象很深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具体景点，而是一种到处都在重复的画面：随处可见的恋人。古城里牵着手的，洱海边并肩骑车的，民宿门口互相拍照的，餐馆里低头商量吃什么的，甚至只是坐在路边发呆的，也总是成双成对。那本来只是旅途中很普通、很笼统的一种印象，但因为出现得太频繁，就逐渐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对照。

他们在彼此记录彼此，而我只能举起手里的微单，去拍风景。

这个对比说起来有些矫情，可当时的寂寥是真的。别人镜头里是人，是关系，是“我们”；我的镜头里大多是山、水、街道、树影、云层。风景当然也很好，可风景不会回应你。你按下快门时，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些画面再好看，也只是“我看见了”；而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故事里也能有一个女主角，能让我在面对这些景色时，想到的不是“拍下来”，而是“要是她也在就好了”。

所以，这次旅行并没有我出发前设想得那么让我轻松。出发前我以为，一个人旅行至少意味着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停就停，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迁就，不必协调，不必照顾别人的节奏。可真到了路上，我才发现，自由和轻松不是一回事。一个人确实自由，但自由并不自动通向松弛。很多时刻，我一边告诉自己要享受当下、享受旅途本身，一边却又忍不住追问：这趟旅行到底要留下些什么？我要从中获得什么？我要证明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在有限的几天里尽量看更多、感受更多、想明白更多？

于是，旅途就从“在场”滑向了“索取”。我想抓住很多东西，最后却只感到虚无。一路上，我无数次幻想，如果是和相爱的人一起旅行，会不会完全是另一番感受：一起在路边买水果，一起骑车，一起看远山和日落，一起把沉默也过成一种默契。可每当现实里又撞见别人成双成对，就难免悲从中来。所谓乐景衬哀情，大概也就是这样：风景越好，越容易反衬出内心里那块空缺。

不过，我的情绪也并不总是往下掉。旅行的好处就在于，它总能突然用某个具体而粗粝的瞬间，把你从抽象的感伤里拽出来。

这趟云南之行里，最让我放声大笑的，居然是骑电瓶车。

那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附近。校门口有一段坡，非常陡，大概有30°以上，我骑着电瓶车往上冲，几乎是一种硬怼上去的姿态，莫名有种“力大砖飞”的快感。后来在大理、洱海边，我更是把电瓶车骑爽了。租来的车上有个神奇按钮，居然还能换挡，切到二档，速度能上到 45 码，下坡时也许能冲得更高。我记得返程时经过一条国道还是省道，路上车不多，我就一路猛猛飙。旁边偶尔有机动车经过，自己仿佛正驾驶着一辆非机动车和它们竞速。耳边全是风，猛烈的风，灌进衣服、灌进袖口，什么都顾不上想，只剩下“爽”。最好笑的是，电瓶车的时速表全程都锁定显示 25 码。

也正是在旅行松动的时间里，我开始思考，胡思乱想。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自然景色；而与之对应的是，我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对自己不喜欢的景色说不。以前出门，多少会有一种“不去就亏了”的心态，网红景点、热门路线、必打卡清单，像默认答案一样摆在那里，似乎只要来了，就应该照单全收。可现在我越来越不想那样了。我开始拒绝那种不假思索地 follow 网红打卡景点、赶行程的旅行方式，拒绝我本来就讨厌的宗教寺庙，拒绝千篇一律的老街，拒绝为了“来都来了”而硬逛的商业街。

接着想下去，慢慢地也却牵连着更深一层的问题：我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旅行往往会把这个问题提前暴露出来。因为当你走到异地，在陌生的节奏中生活几天，就会突然意识到，所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并不只关乎路线安排，它其实关乎你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愿意被什么样的事物包围，又愿意拒绝什么样的生活模板。

比如我常常会想，要是以后能在四川、云贵一带买套房就好了，旅行起来方便；山东好像也想买一套。这个念头最初很朴素，无非是喜欢这些地方，想让自己将来更容易抵达。可一旦往深里想，就会发现它马上变成了一道算术题：有这个必要吗？一年大半时间都空着的房子，为什么不租？对啊，为什么不租。充其量我只是需要一个放行李的地方，需要一个短暂停靠、能让我不必每次都从零开始安顿的据点，那他妈还不简单吗。

这层念头再往下走，就会碰到我对“房子”这件事更根本的态度。看到上海那么恐怖的房贷，租售比，我越来越难以认同在上海购买一间资产属性远远大于居住属性的居所。房子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捆绑、为了证明、为了在一整套世俗评价体系里获得一个位置。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可栖身、可停留、可自由出发的空间，而不是一种要用未来很多年去供奉的庞然大物。

可说到这里，矛盾也就跟着出来了。

因为另一方面，我又确实会盘算钱，盘算得很认真。我会想，到底要攒多少钱才够？如果挂壁一点，也就是躺平、低消费、不上班，好像其实要不了特别多；可这笔账又很难算。到底多少钱才算财富自由？我想拥有足够多的财富，支撑我不断地旅行，就像旅途中看到的很多外国夫妇一样，背着大包，在国内、在国外一直旅行，环球旅行，体验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理想状态当然是，证券收益，也就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足以 cover 掉我的日常开支，让钱生钱，不需要我继续付出劳动力。为了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当然还是攒够足够的钱，可这条路谈何容易啊，我可能要攒很久很久的钱。

写到这里，这大概才是我这篇文章里最该诚实面对的地方：我一边厌恶“占有多少，才更荣耀”的时代病，一边又在认真盘算自己的房子、股票、财富自由、旅行基金；我一边说不想被世俗裹挟，一边又显然没有真正跳出它。我羡慕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但为了抵达那种生活方式，我仍然在使用这个时代最世俗、最现实的语言：资产、收益、覆盖开支、财富自由。

那这算不算我所讨厌的那种“世俗”？

如果我追求更多的钱，是为了攀比、为了压人一头、为了在同龄人面前证明自己混得更好，那当然无非是“占有多少，才更荣耀”的另一种版本；但如果我追求钱，是因为我想减少被制度化生活绑定的程度，想让自己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想保留拒绝某种人生脚本的能力，那么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俗气的炫耀。问题在于，这两者在现实里常常纠缠不清。一个人很难确信，自己说的是“我要自由”，还是“我要一种看上去比别人更自由的生活”。一个人也很难确信，自己盘算资产时，究竟是在为摆脱世俗做准备，还是早已被世俗的逻辑改造，只是换了一个稍微体面的说法。

我想，这种自我怀疑并不是坏事。哪些欲望是真的出于自己，哪些欲望又只是被时代悄悄植入呢？

而这层思考，在西南联大旧址被进一步放大了。去了西南联大，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无问西东》。

抗战时，清华、北大、南开先迁长沙，后迁云南。那一段历史里，西南联大几乎像一个精神象征：艰难时局中，仍然聚集起那么多卓越的人。站在那片地方，很多电影画面会自然地浮上来，比如学生修建学校基础设施；比如空袭警报响起，比如老师和学生在躲避轰炸的间隙坚持上课。世界明明在塌陷，可讲台和课桌却还维持着一种奇异的秩序感。知识、尊严、思考，在那个时刻并没有显得无力，反而因为局势险恶而更显出重量。在那么坏的年代里，也有人坚持去想“人该怎么活”。而到了今天，生活条件好了太多，这个问题却未必变得更容易回答。

旅行时，我还看到两组对比很强烈的画面：一边是外国夫妇背着大背包来旅游，一副轻装上阵、长期在路上的样子；一边是国人拖家带口、带着小孩来旅游，大包小包，照顾责任、家庭秩序都一起背在身上。这样的对照未必公平，但它确实触发了我的联想，让我想到《无问西东》里关于生育与人生乐趣的那段话：

“当初你离家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读书，你父亲和我都没有反对过，因为，是我们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同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这不是给我开枝散叶，而是你自己，能够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禄，没有什么是你的祖上没经历过的，那些只不过是人生的幻光。我怕，你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你的命就没了。”

这段话放到今天看，仍然让我觉得很先进。大约十年前的电影，就已经在认真讨论一种不被世俗裹挟的人生：结婚生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回应社会期待，而首先是“你自己，能够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功名利禄不是人生的中心，它们只是幻光。可直到近几年，我才在中文互联网社区里更频繁地看到类似的表达，看到更多人开始公开质疑那种标准化的人生脚本：结婚、买房、还贷、生子、再把下一代送进同样的循环。

《无问西东》真正触动我的还有它对“思索本身”的郑重其事。

电影里谈到“对自己的真实”。那句泰戈尔的诗我一直记得：世界于你而言，无意义无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吴岭澜说：

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远离人群，独自思索人生该怎样度过。某日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演讲，陪同他的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梅贻琦、王国维、徐志摩。他们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这一段我很难不代入自己。某种意义上，我和吴岭澜处在相仿的年龄阶段：还没真正进入漫长而固定的社会生活，却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人生的岔路正在逼近。未来到底该怎样度过，该追求什么，拒绝什么，为了什么去努力，又为了什么宁可吃亏也不妥协——这些问题并不比学业、就业、收入更“虚”。恰恰相反，它们是更根本的问题。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似乎太容易羞于谈论这些，好像认真思考“我要怎么活”是一件矫情的事，一件没有生产力的事，一件说出来会显得悬浮的事。于是大家更习惯谈 offer、谈房价、谈车、谈编制、谈收益率，仿佛只有那些东西才算现实。

可现实难道只是那些可以量化、可以展示、可以攀比的东西吗？

“世俗”未必只是随波逐流的择业，未必只是明哲保身的苟且，未必只是极端年代里那些触目惊心的批斗。“世俗”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日常生活，让人习惯到无法察觉。当我们以为民国、文革、抗战已是过眼云烟时，也许更该审视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又面临着怎样的“世俗”？

在我看来，如今中国社会里最常见的一种“世俗”，就是把一种高度模板化的人生，当作唯一正常、唯一稳妥、唯一值得追求的人生：结婚，还房贷车贷，生小孩，养小孩；同时又把消费主义、奢靡生活、名牌崇拜包装成成功的证明。很多人一边在贷款和责任中透支自己，一边又在审美和欲望上不断被市场推着走。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渴望自由，也天然对奢侈品消费不感冒。我崇尚实用主义，不向往什么上流人士的圈层。真到了所谓财富自由以后，我甚至更想开一家餐馆，自己做饭，而不是去加入某种更高级的消费游戏。

可话说回来，我也不能轻易把自己摘出去。因为我也在想买房，也在想投资，也在想财富自由，也在想未来买一辆宽一点的 SUV，自驾出游。你看，连这种非常具体、非常生活化的偏好，也都在提醒我：人很难真正生活在抽象的理念里。你说你要自由，可自由总得落实成一些非常琐碎的条件：车要舒服，路要能走，钱包里要有余量，时间最好掌握在自己手上。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有没有物质欲望，而在于物质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托举生活，还是反过来吞噬生活。

《无问西东》最后，张果果的那段独白，恰好把这个问题说得很尖锐：

“看到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了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升的朝阳欢呼跳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甚至永远地忘了自己的珍贵。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占有多少，才更荣耀”，说的是物质攀比；“拥有什么，才能被爱”，说的是爱的条件。电影当然不是给出现成答案，而是抛砖引玉。真正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终归还是我自己。

说到底，我这趟云南之行并没有让我突然顿悟，也没有让我从此彻底摆脱迷茫。它甚至恰恰让我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混乱：我向往自由，却仍然在为自由计算成本；我批评世俗，却也在使用世俗的工具；我羡慕有人能一直在路上，又知道那背后依然离不开现实的托底；我一边在洱海边吹着风，幻想和爱的人一起旅行，一边又不得不承认，真正空缺的也许不只是“一个同行者”，而是我对自己未来生活图景的整体不确定。

我究竟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