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下课铃响了。“还有十分钟下课”，她用手里的木质大三角尺，不轻不重地敲了敲讲台的边缘，粉笔灰在透过窗户的光束里，惊慌失措地浮沉。
这寻常的一幕，在许多个寻常的日子后，成了我记忆里关于她，最固执、也最清晰的开场：数学课没有下课。
很多年了，时常会想起她，我酝酿着，觉得必须为她写点什么，仿佛不如此，那段时光就永远悬停在半空，无处安放。可提起笔，却总陷入茫然。该从何说起？那些碎片，温暖又锋利，散落在记忆各处，我试图拼凑，却总也拼不完整。关于她的事，像……像什么呢？像握在手里的一捧沙，我越是使劲回想，想握紧更多细节，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它们反而从指缝间流逝得更快，只剩掌心粗粝而怅惘的触感。
幸运的是，友人自初中起，就有心地将岁月夹进日记的扉页。我想，他那座记忆的档案馆里，或许尘封着一些被我遗漏的凭证，能帮我校准关于她的、已然模糊的时光刻度。记忆的闸门，便从他那里被撬开一道缝。随后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一件又一件往事，纷至沓来。我贪婪地记录着，生怕遗漏了任何细节。直到写完，我才发现，原来那些年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如此丰盈。
她总穿着一件老式的、洗得有些发白的淡紫色紧身裙，样式朴素，却熨帖合身。头发是那种散软的短发，总是妥帖地别在耳后，露出一张清瘦而干练的脸。眼镜是最普通的黑框样式，镜片后的眼睛不算大，却总凝着一束专注的、不急不缓的光，那目光扫过教室，能让最喧闹的角落也沉淀下来。她是在初二那年来接手我们班的，很快，我们便知晓了她那响彻每一届学生的外号——“灭绝师太”。以她一丝不苟的板书、扶不正却永远在鼻梁上的眼镜、对作业格式近乎苛刻的要求、以及那严厉到不容置喙的教学风格，这个外号，倒也贴切得让人心服口服。
然而，“灭绝”的锋刃之下，包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质地。她会在自己并不宽敞的家里开设补习班，价格远低于市价。她本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她家境并不宽裕，她那位优秀的女儿，正在海外求学，那是一笔多么沉重的负担。可她似乎从未想过以此牟利。那间飘着墨香与家常饭菜气息的客厅，更像是一个延伸的课堂，一个她可以更从容、更耐心地，将知识掰开揉碎，喂到每一个需要它的孩子嘴边的地方。
她对所谓的“差生”，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耐心。印象里，她从未放弃过任何人。九年义务教育，与高中的选拔性教育不同，它意味着你必须接纳所有被规则推到你面前的孩子，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那时，隔壁班里确实有人只是来“混日子”的，上课睡觉，作业抄袭，对游戏的热爱远胜于二次方程。可她会一遍又一遍，把那些伏案昏睡的脑袋轻轻敲醒，用高亢的语调重新唤起注意；她会不厌其烦地走到那个作业本上一片空白的同学身边，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讲解；她会把那些涂鸦般的作业打回去重写，要求工整，要求步骤清晰，脸上没有鄙夷，只有一种“你必须做到”的坚持。她不会因为成绩而给人贴上标签，她的评判标准似乎只有一个：你是不是我的学生。
不抛弃/不放弃这一点，这一点直到今日，都让我深深触动，也符合我对老一派教师最深的敬仰。我常想，那样的老师，或许未必需要知识水平前沿渊博到何处，但他们必须拥有一片足够深邃、足够温暖的海，去容纳青春期所有叛逆的溪流与浑浊的浪涛。面对一群心智初成、躁动不安的少年，一名好教师的耐心，必须比他们的叛逆期更长；她的阅历，必须足以理解那些错误背后的茫然，而非简单地施以责罚或者直接甩手不管。她做到了，她希望每个学生好，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学生更好。从职校到民办，从公办到区重点，再到市重点。她真诚地希望，能用自己这双手，托着每个孩子，往上挪一格，再挪一格。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在她日复一日的敲打与讲解里，成了最朴素的信条。你能想象吗？对一个屡教不改、私下里嘲笑她的学生，她下一次见面，依然能心平气和地询问他昨天的习题懂了没有。这份善意，超越了喜恶，近乎一种悲悯的职业信仰。
而我，也是这信仰之下的一个子民，一个曾让她无比费心却又未曾放弃的学生。
如今回望初中的自己，只能用“荒唐”二字形容。学习上浮夸潦草，心态上眼高手低，待人接物更是棱角分明，伤人而不自知。我想，倘若让现在的我去管理当年的我，恐怕也会头疼不已，不需要多久，就会萌生出“放弃算了”/“就这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没法管”的念头。就像其他老师否定我的那样，你还考“七宝”？“八宝”还差不多。事实上，其他老师也大多真的如此，觉得我烂泥扶不上墙。我至今清晰记得班主任那张写满不认可的脸，有次早操，她踱到我身边，用一种掺着讶异与淡淡嘲讽的语气问：“你也去四校自主招生了？”我点头。她脸上那抹意外迅速被更浓的不屑覆盖，没再说话，转身走了。那眼神比言语更锋利，清晰地写着：“你也配？”
唯独她，不是这样。
那大概是在一模考试前后，一个同样普通的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旁人的办公室仿佛是特地为我准备的，空气里是紧张与不安的味道，仿佛自己犯了什么错。
她拿起我的作业本，指着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和跳跃的步骤，说：“你这样浮躁的态度是不行的。”
然后，她顿了顿，镜片后的目光直视着我，说出我终生难忘的话：“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四校的推免资格，那你的作业这样应付，我或许可以理解，甚至我可以允许你不交。告诉我，你拿到了吗？”
我愣了，脸上大概有些发烫，低声回答：“没有。”
“真的没有？”她追问，语气里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如同同谋般的温和，“没关系，你告诉我，我替你保密。我知道有些孩子就是不想声张。”
我有些呆滞，像是没听懂似的，抬起头：“老师，我真的没有。”
那一刻，她眼中似乎闪过一抹极淡的失望，不是对我的失望，而是对“结果”的失望。随即，那神色又恢复了惯常的严肃：“那你就必须认真对待每一次作业。从今天起，不合格的全部重写。”
当时的我，满心只有被“抓包”的窘迫和对“重写”的厌烦，全然不懂她这番话底下涌动的暗流。可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幡然醒悟，这哪里是批评？那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近乎盲信的肯定！在她心里，我“行”，我具备触碰那个高度的可能。所以她用“推免”作为假设，来拷问我潦草的态度。她不是在贬低我的现状，而是在用最高的期许，来鞭策我脚下的路。在那个所有人都觉得我眼高手低、不过是痴人说梦的阶段，她用一个假设，不动声色地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你值得”的种子。这颗种子，当时无知无觉，却在日后漫长的自我怀疑与挣扎时，悄然萌发，成为支撑我的一部分底气。这份肯定，每每想起，总能令我动容。
只是，那时的我，还是个吊儿郎当、把一切关怀都当作耳旁风的混小子。我错过了领悟的时机，也错过了好好告别的机会。
后来，便是初三下学期，二模之后。她突然就不来学校了，没有正式的告别，像一篇写到一半骤然断掉的文章。消息是渐渐传开的：她病了，住院了。有同学结伴去探望，回来后面色沉重，描述着一个让我们陌生的她：头发因治疗剪得更短，家中堆满了探病的营养品，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可他们说，她依然是笑呵呵的，用那变得有些沙哑却依旧爽朗的声音说：“我啊，就是遭遇了一场很大的挫折。”
“挫折”。这个词轻描淡写地掩盖了所有惊涛骇浪。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对成人世界的疾病与死亡，缺乏真正的想象力。我们捕捉到了不安的细节——消瘦、化疗、长时间的缺席——却天真地以为，那只是一次比较久的“请假”。我们还在计划着，等中考结束，要如何成群结队地去她家，像往常一样，嬉笑着吐槽校园生活，仿佛岁月永远静好，来日方长。
可岁月，没有给我们静好的机会。2017年4月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黑板上不会再出现她工整的板书，教室里不会再响起她高而清晰的嗓音，那把她用来敲讲台也敲醒我们的大三角尺，也不知遗落在哪个角落。直到尘埃落定，我们才确切地知道，是癌症。一种冷酷的、耗尽一切的力量，带走了她。而我，她教的最后一届学生，留在她记忆最后的模样，恐怕依然是那个不省心、浮躁、让她操碎了心的少年吧。这个念头，时常像一根细针，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刺我一下。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最顽劣、最不懂事的一届，成为她教育生涯的终章？这遗憾，近乎一种残酷。成为您的学生，是我少年时代至高无上的幸运。您用最质朴的坚持告诉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点燃与守望。您对每一个人不遗余力的尊重与不弃，远比任何知识本身，更深刻地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看待他人的方式。这，或许就是“教书育人”四个字，最重的分量。
从初中到如今研究生将毕，除了她，我似乎还未曾经历过其他切近的生离死别。母亲生我早，祖辈至今健在（祖母因癌早逝，但那时我太小，不明白死亡）。同龄人谈及祖辈离去之痛，于我还有些遥远。我似乎被时间宽容，将这人生命题推迟了。我并非没有预感，我多次在夜深人静时，试图预习那份终将到来的失去，在脑海中演练种种场景与心绪。然而，预习了近十年，我发现自己依然毫无准备。于是，我不得不问自己：对她的念念不忘，是否仅仅因为，她是我成长历程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永别”？因为唯一，所以深刻？我想，或许不是。
如果仅仅是“第一次”，它带来的可能是震撼，是恐惧，是对死亡概念的突然具象化。但那种感觉会沉淀，会慢慢被时间包裹成一种成长的标记。而我对她的怀念，经过这么多年，非但没有褪色，反而随着我自己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愈发清晰，愈发沉重。我怀念的，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种即将消逝的、带有体温的教育人格，一种在效率与功利之上的人性坚持。她让我看到，在一个常常以结果论英雄的世界里，依然有人愿意为过程倾注全部心血，愿意相信每一颗看似顽石的心灵内部，都可能藏有玉的脉络。她的离开，像是一个时代的微末注脚，提醒着我某些珍贵品质的脆弱与易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这句话，此刻读来，分外沉重。时间的长河不为任何人停留，它裹挟着我们，不断告别，不断向前。所有的相聚都有时限，所有的教诲都需及时领会。她的身影，连同那清脆的三角尺敲击声，已经凝固在2017年以前的时光里。而我的生活，早已驶过无数个站台。我会毕业，会工作，会经历更多的人事变迁，也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至亲老去、离开的那一天。我依然不知道，当那一刻来临，我该如何自处。或许，根本就没有一种可以准备好的“面对”。但我知道，她教会我的，或许正是如何去“承受”。不是冷漠地接受，而是带着记忆赋予的重量，继续认真地生活。就像她当年，承受着我们这群顽童的懵懂与叛逆，却从未卸下肩上的责任。她相信每一个“差生”都能进步，那么，作为生者，我也该相信，即使带着遗憾与悲伤，我们依然有能力，在失去之后，走好接下来的路。
十分钟，化作了漫长时间里，永恒的、安静的我的人生注脚。